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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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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进沉稳白切黑太学x吊儿郎当家里有矿国子学

西晋在继续兴办太学之外,还创办了一所旨在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。这是我国古代在太学之外,另外设计一所专门传授同样内容的中央官学的开始,也是西晋教育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。国子学的设立是为了满足士族阶级享有教育特权,严格士庶之别的愿望。国子学的设置,使中央官学多样化,等级性更加明显。

“一个交游御马,恣意倜傥,正是少年好俊郎”

“一个学宫苦读,寒窗冷寂,心中抱负无人问”

【资料补充】

【1学生运动】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。但随着政治的腐败,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。西汉哀帝时,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,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。东汉晚期陈蕃、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,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,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(见党锢),不少与党人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。熹平元年,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。

【2取士标准】

《史记儒林传》说”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,仪状端正者,补博士弟子。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,敬长上,肃政教,顺乡里,出入不悖所闻者,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。二千石谨察可者,当与计谐,诣太常,得受业如弟子“。

【3地位变化】

这里讲的地位转换,是从学校体制角度所表现的两所学校地位的差异变化。国子学创办之初,它只是与太学平行的一所学校。从当时的学校体制来看,国子学还隶属于太学,它与太学并无主次高下之分,当时,两所学校校址同处。

《晋书》中记元康年间皇太子释奠先师于太学,“二学儒官,缙绅先生之徒,垂缨佩玉,规行矩步者,皆端委而陪于堂下”,“学徒国子,咸来观礼”。由于两校同处,所以两校师生得以同时参加太子的释奠典礼。潘岳作《闲居赋》对此也有明确的描述:“两学齐列,双宇如右延国胄,左纳良逸。”

因而当时的人们在称谓上常常是国学与太学互称,东晋时期,在孝武帝以前,大致是有太学而无国子学。《晋书》卷六《元帝纪》载:建武元年十一月,置史官,立太学。《晋书》卷七《成帝纪》载:咸康三年,正月辛卯,立太学。《晋书》卷九《孝武帝纪》载:太元十年二月,立国学。

这里讲的立国学,才开始强调二学并置,《宋书》卷一四《礼志一》中记载,东晋孝武时期,以太学在水南悬远有司议依升平元年,于中堂权立行太学,于时无复国子生。有司奏曰:“应须二学生百二十人。太学生取见人六十,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。”奏可,于此可见当时所谓国子学,实际上还是归并在太学之内。

但是,由于门阀政治的影响,太学与国子学的地位在封建士大夫的心目中还是不一样的。国子学创立以后,人们提议兴学多是关心贵游子弟的教育问题,关注点也多在强调门阀士族子弟的教育特权。这一倾向在东晋的屡次兴学中都十分显眼。

东晋元帝时,骠骑将军王导请求兴学,是要求“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”。东晋散骑常侍戴邈上表劝学,是强调“贵游之子,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,亦未有从军征戍之役,不及盛年讲肄道义,使明珠加莹磨之功,荆、随发采琢之美,不亦良可惜乎”。

东晋孝武帝时,尚书令谢石兴学的要求是:“请复国学,以训冑子。”谢石在这里强调的是复办国子学,以招纳胄子。孝武帝在接受这一建议所下的诏令中也是明令“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”。东晋兴学效果不佳,国子祭酒殷茂认为是由于学生成分混杂的缘故,他说:“臣闻旧制,国子生皆冠族华胄,比列皇储,而中者混杂兰艾,遂令人情耻之。”

由此看来,当时人们所关心的是门阀士族子弟教育问题,重视的是国子学的兴办,强调的是国子学生的门第资格。国子学与太学地位的差异变化,在两晋博士教官的设置上也已显出端倪。《宋书》卷三九《百官志上》说:魏及晋西朝置十九人,江左初减为九人,皆不知掌何经。

元帝末,增《仪礼》、《春秋公羊》博士各一人,合为十一人。后又增为十六人,不复分掌五经,而谓之太学博士也。秩六百石国子祭酒一人,国子博士二人,国子助教十人。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官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各为一经,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为一经,合“十经”助教分掌。

国子,周旧名,周有师氏之职,即今国子祭酒也。晋初复置国子学,以教生徒,而隶属太学焉,晋初助教十五人,江左以来,损其员。

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得很清楚,两晋官学的教官配置,国子学有祭酒而博士只有两人,却配置了10名助教。可以推测两学的博士授经仍以太学博士为主,而国子学生徒的学习辅导则主要由助教负责。两学管理之责则由国子祭酒承担。也就是说,国子学虽然隶属太芓,然管理权却掌在国子祭酒手中。

《宋书》特别强调了西周之师氏乃今日之国子祭酒,便将国子祭酒的重要地位揭示无余,两学地位孰高孰低也昭然若揭。另外,主要担负教学之责的太学博士质量低下,身份不显,在两晋也是突出的问题。从《晋书》中“自魏晋以来,多使微人教授,号为博士,不复尊以为师”的评价,便可窥见当时博士质量的状况了。

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太学的地位不为世所重,这种状况最终影响了国子学与太学的平行地位。如果说,两晋时期两学的差异还只是表现在职能和观念上的话,那么,南北朝时期,国子学与太学的差异则明显体现于社会地位的悬殊上。

这一点只要从国子学与太学的学官品秩差别便可看出了。东晋时期,国子祭酒、国子博士与太学博士的待遇并无多大区别,而到南北朝时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很明显了。现将南朝梁、陈和北魏两学学官的品秩情况辑录如下:

梁国子祭酒一人,班第十三,比列曹尚书,又置国子博士二人,为九班;助教十人,班第二。又置太学博士八人,班第三;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。陈国子祭酒秩中二千石,品第三;博士品第四,秩千石;国子助教、太学博士,并品第八,秩六百石。

后魏国子祭酒本第四品上,后增为从三品,国子博士从第五品上,后增为第五品。囯子助教五人,从七品。太学博士第品,后降为笫七品。太学助教第八品中;四门博士第九品。

由此看来,南北朝时期太学学官的地位待遇远远不如国子学。南朝梁代朝廷职官分为18班,品秩以数高为贵。其国子祭酒高居第十三班,国子博士则位居第九班,而太学博士只列第三班,仅比国子助教高1级,而比国子博士低6级。南朝陈代与北魏的朝廷职官都为九品,品秩以数低为贵。

南陈的太学博士与国子助教平级,仅为八品,比国子博土低了4级北魏则更为奇特,国子学学官的品秩多有提升,而太学学官的品秩反而下降。南北朝两学学官地位的差别,说明了太学在中央官学系统中的地位大大降低。这是门阀政治对教育体制的影响所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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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了什么,为什么变成这样的排班!抓狂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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